当前课程知识点:近代中外关系史 > 第十五讲 近代中国对外关系的民间维度 > 习题作业 > 第五讲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中外关系
同学们好
我是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的张晨怡老师
今天
我们一起来学习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
中外关系这部分内容
首先
我们来看看外交机构的近代化
辛亥革命后
随着共和制度的建立
在国体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
民国政府通过对旧的外交机构进行改造
实现了
中国外交机构近代化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伊始
即对外交事务非常重视
并借鉴法国体制设立一处四司
即秘书处
外政司
商务司
庶政司
编译司等机构
北洋外交部基本沿用民元官制
1922年
又成立条约司
专管对外签订条约事宜
在北洋内阁中
外交部位居各部之首
外长由国务总理提名
大总统任命
总理辞职由外长兼代总理职务
其中担任外长次数最多的是陆徵祥
陆徵祥毕业于同文馆
先后任清驻外使馆
翻译
参赞
驻荷兰及驻俄公使
1912年开始任民国外交总长
在担任外长期间
陆徵祥按照西方国家外交机构模式
拟定外交部组织法
并据此制定了《外交部官制》
规定由总长和次长主持部务
下设有四人组成的秘书处
和四名参事组成的参事室
在外交人才的选拔上
陆徵祥废除了前清时期的保举制
避免任用不通近代外交知识
民族意识淡漠的外交人员
此外
他还专门制定了外交官
领事官任用暂行章程
把兼通一国以上外交语言文字
规定为外交官录用的必要条件
将中国驻外使馆和领事馆
建设为专业性机构
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革
民国初期的外交部
很快就创建了较为完善的
外交人才培养体系
担任外交总长一职的外交官素质
普遍较高
除陆徵祥外
颜惠庆
顾维钧
王正廷等均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
扮演过重要角色
一批专业化
技术化的新式外交官登上了外交舞台
开始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
并在收回国权以及提升国家地位方面
作出了一定贡献
接下来
我们再具体看看北京政府的外交
北京政府的外交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修约与废约
二是对蒙藏问题的交涉
中国谋求修约与废约
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
1915年10月
英 法 俄三国希望中国加入协约国
北京政府就此提出三项条件
其中第二项条件就是
列强间未得中国同意
或不请中国参与
不得再定中国之条款
1917年2月
美国宣布对德绝交
并希望其他中立国采取共同行动
借此机会
北京政府以大总统布告
宣布与德国断交
随即取消了
德国根据不平等条约所获取的部分特权
如在华驻兵权
租界及赔款等
同年八月
北京政府对德奥宣战
并宣布在此之前
中国与德奥两国订立的所有条约
以及国际协议中与中德 中奥有关系者
依据国际工法及惯例一律废止
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
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交了
《中国希望条件说帖》
第一次系统地提出
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的要求
但被巴黎和会最高会议所拒绝
在1921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
中国再次全面提出了
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
会议通过的《九国公约》虽然明确宣称
“各国须尊重中国之主权
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
但在涉及到具体特权的问题上
会议取得的进展十分有限
唯一的实质性成果
是取消了外国在华邮局
1925年5月五卅惨案发生
并由此引发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
北京政府顺应形势
发起新一轮修约运动
并取得了一定进展
为维护国家利益
在蒙藏问题上
北京政府也与俄 英等国展开了交涉
中华民国成立后
对外蒙古独立表示反对
但是俄国无视中国主权
于1912年11月3日
与所谓的“大蒙古国”代表签订了
《俄蒙条约》
条约的签订
引发中国民众的大规模抗议
北京政府力图维护主权的完整
多次与俄国进行谈判
先后签订了
《中俄声明》《中俄蒙协约》
明确规定
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
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
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
日本企图插手外蒙政治
唆使沙俄旧军官谢米诺夫
煽动布里亚特
以及蒙古部分王宫会议独立
北京政府特派皖系将领徐树铮
为西北筹边使负责外蒙撤销自治事宜
徐树铮软硬兼施
终于在1919年11月
取得了
外蒙喇嘛王公“撤销自治”的
联合请愿公文
但是
北京政府的外交
不可避免受到派系斗争的影响
1920年
直皖战争爆发
皖系失败
外蒙撤销自治的努力也前功尽弃
中华民国时期
中英之间关于西藏问题的交涉
有过两次高潮
第一次发生在辛亥革命爆发后
第二次发生在抗日战争后期
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
英国与西藏代表
私自签订损害中国权益的
《西姆拉条约》
及新的《英藏通商章程》
并炮制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
1919年5月
北京政府外交部
向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
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书面建议
包括在条约中加上
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声明
后来
北京政府意识到
提出西藏问题的新建议
已经造成了被动局面
所以召开国务会议
决定暂不谈判西藏问题
采取“拖延谈判”的战术
挫败了英国迅速解决西藏问题的企图
总的说来北京政府的外交
既承继晚清
同时也具有自身的特色
由于一些职业外交家的出现
北京政府的“维持外交”
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同时
外交受内政的影响
也出现了一些不该有的派系特色
限制了北京政府时期外交近代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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