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 中国需要“宪政”吗？在线视频

        7.3  中国需要“宪政”吗？

中国需要“宪政”吗？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先要弄清什么是“宪政”。

“宪政”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典型概念。其原义为君主立宪。《不列颠百科全书》明确规定，“宪政”的含义主要有两个：一是指君主立宪，一是指宪制政府。伴随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演化，“宪政”的政治语义进一步丰富，主要廊括“三权分立、多党制、普选制、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等标识性内容，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

最先在中国提出“宪政”的是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先生，他在《立宪法议》）中说：“立宪政体，亦名为有限权之政体”，主张兴民权、开明智，实行君主立宪体。1898年的戊戌变法就是由梁启超、康有为等发动的一场宪政运动，运动尽管以失败告终，却让西方“宪政”理念传播开来。

那么，西方所谓“宪政”究竟适不适合中国呢？

其实，关于这一点，戊戌变法已经用惨痛的教训作出了回答，那就是资本主义宪政道路在中国根本行不通！但是自戊戌以来，不断有国人提出要把中国推向“宪政”民主，更有甚至把今天的“依宪执政”与西方“宪政”相提并论，显然是别有用心。

必须明确的是，西方“宪政”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决然不同的。西方“宪政”的实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专政，旨在维护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意志。无论是君主立宪的“宪政”，还是议会制、总统制的“宪政”，都是打着民主政治的幌子攫取超额经济利益，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资产阶级政治实施压迫与剥削的事实。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把英、美、法等国的“宪政”直接比喻为“吃人的政治”。

与西方宪政民主不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我国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反映了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成果，反映了在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形成的党的执政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明确：“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这里所谓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绝不是要否定和放弃党的领导，而是强调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但是，总有一些人习惯套用西方“宪政”概念，并依此来框定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更有甚者用所谓“宪政梦”曲解民族复兴中国梦，鼓吹“宪政是中国唯一的出路”；宣扬“以宪政方向推动政改”，搞“三权分立”，取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两院制”，取消政法委，搞“司法独立”，等等。不难看出，这些人意图从法治问题上打开缺口，试图用西方的“宪政”模式否定我国宪法及其确立的制度和原则，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对立起来，进而全面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政治用心十分险恶。

必须坚定的是，无论何时，中国都不能搞西方“宪政”，理由有二：

第一，西方“宪政”自诞生起就日益暴露出严重的阶级局限性，到今天已是百弊丛生、积重难返。有西方学者公开指出，今天的西式民主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民主运作“资本化”。今天的西方民主选举早背离了其最初的意义，沦为哗众取宠、愚弄民众的政治游戏。民主实质上已被资本与权力绑架，成为权力和资本的傀儡和附庸，特别是资本获得了空前的政治影响力。二是民主决策“短视化”，多年不变的多党纷争、频频换届等严重阻碍了政府政令的通行，有些政策还未落地就被中断。譬如，特朗普一上台，立即大面积否定了奥巴马时期的许多关键政策，陷入政府公信力危机。

第二，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西方策动下，盲目植入或被强制输入西方民主模式，陷入无休止的动荡与混乱，给其他国家以深刻警示。从阿富汗、伊拉克、黎巴嫩，到伊朗、叙利亚等，这些国家都试图通过西式“宪政”之路来实现繁荣发展，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至今四分五裂、流血冲突不断，给本国人民带来了无止境的灾难和痛苦。西方国家不惜发动战争强制输出“宪政”民主，肆意欺凌他国人民，这样的民主实在可疑？。

 一切民主都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宪政”也不能例外。评判民主优劣的标准不是看是否采纳“宪政”形式，而在于人民是否真正拥有权力。“世界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只有符合历史潮流，顺应人民利益的民主，才能不断经得住历史和人民的检验。如果忽视历史和人民的经纬度，把西方千疮百孔的“宪政”外衣当作一件华丽的袈裟，无异于鲁迅所说的“拿着尿布当军旗”。如此民主，坚决不要。

总之，在民主法治建设问题上，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自信，保持政治定力，保持中国特色，既不搞“拿来主义”，也决不接受任何颐指气使的说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