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如何衡量数字经济？

     Erik Brynjolfsson的研究长期关注信息技术对商业社会、生产率、以及无形资产的影响，他开创性地把IT技术和组织结构的因素考虑到对生产率的衡量中，这些研究推动了我们对数字技术的普惠性的理解，以及技术如何影响传统经济结构中忽视的“长尾”用户和现象。Brynjolfsson也是麻省理工学院数字经济研究组织IDE(Initiative on Digital Economy) 的主任。下面是他与Avinash Collis联合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2019年11-12月刊的文章。

   2018年度调查显示，美国人均每天在数字媒体上花费的时间是6.3小时，涵盖各类社交软件、信息处理、娱乐以及其他智能应用等。

 数字技术占据我们日常生活的比重越来越大，但这些商品和服务在现行的一些经济活动衡量指标中却无从体现。如今，我们上网更加快捷，娱乐活动也更为丰富，应用网络与同事、朋友进行更多元的交流，数字科技为我们带来了几十年前无法想象的变革。但如果只看GDP数字，数字革命仿佛未曾到来过。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信息业在GDP中的占比几乎停滞，每年徘徊在4%至5%之间，在2018年达到历史最高值——5.5%。

                                              “一切事物都进入了数字时代，除了GDP数字。”

——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

   数字产品价值被低估的一个原因是，GDP的测算是基于人们在商品和服务上的支出，而除了极少数例外，如果某物的价格为零则其对GDP的贡献也会被忽略部级。但相比昂贵的同类实体产品，我们从网上百科或者在线地图等免费数字产品中往往能享受到更高的价值。

   数字经济的管控能否行之有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准确评估免费数字商品和服务价值的能力大小。出于这种理念，我们试图找到一种新的衡量指标，不仅可以测算消费者在数字产品上的支出，还能估算他们从中的受益多少。这部分不曾被计算的隐性收益数额超乎想象，例如，我们与格罗宁根大学（University of Groningen）的费利克斯•埃格斯（Felix Eggers）的一项研究中发现，自2004年以来，仅Facebook就为消费者创造了超过2250亿美元的隐性价值。

GDP里少了什么？

   GDP经常被用作衡量经济运行状况的指标。相对来说，这个数字可以较为精准地反映出每一季度的经济是在增长还是萎缩。然而，GDP只能反映经济活动中所有最终产品的货币价值，因为它只考量我们的支出而不是收益，所以也无法体现消费者的经济福祉与GDP之间的相关性。

GDP可能会误导经济福祉导向

     理论上，经济学提供了一种衡量消费者经济福利的方法，即消费者剩余，也就是消费者为某种商品或服务愿意支付的最大值和实际价格之间的差额。如果你愿意花100元买一件衬衫但是实际支付了40元，那么消费者剩就是60元。

    通过对比《大英百科全书》和维基百科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GDP会和经济福利导向产生偏差。购买一本《大英百科全书》要花费上千美元，但维基百科作为一项免费网络服务，收录了比实体书更多的文章，质量也相差无几。研究发现，美国消费者在维基百科上的期望支出中位数为150美元每年，实际成本为0美元，这相当于约有420亿美元的消费者剩余被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忽略了。

 消费者支出——也就是GDP的基础数据来源——可以通过设备的辅助轻松计算并显示在收入报表上。相比之下，消费者剩余不够直观，测算也麻烦得多。但通过数字调查进行大量在线试验考察消费者偏好，我们可以大致估算各种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者剩余。参与者要回答一系列选择题，例如，“你是否愿意一个月内不使用维基百科或者Facebook？”，“你会为了10美元放弃使用一个月的维基百科吗？”……为了确保回答的真实性我们会进行后续实验，参与者必须确实放弃一种数字服务的使用权限才能获得他们的理想补偿。

   以Facebook实验为例，大约20%的用户同意以1美元的价格停止使用该服务，而也有同样比例的用户拒绝以低于1000美元的价格放弃Facebook的使用权限。最终估算得出，美国消费者从Facebook上获得的无形收益约为2310亿美元。这个数据在欧洲则更高，人均达到97欧元。研究还发现，同时使用Instagram和YouTube的人对Facebook的估值较低，这表明它们是Facebook的替代品。Facebook的价值在女性群体中高于男性平均值，老年人对Facebook的意向价格也高于年轻人，这可能因为老年用户向其他替代社交媒体平台——Snapchat或者Instagram——的可迁移性较低。

                                        按数字商品类别划分的消费者剩余

消费者更看重某一些数字产品类别。例如，搜索引擎、电子邮件和地图都没有可比的实体替代品，因此位居榜首。

    可能有人认为Facebook创造的价值是通过其广告收入计入GDP的。然而数据表明，该平台在美国每年产生的人均消费者剩余中位数约为500美元，欧洲的情况大致相同，但被GDP统计的平均收益在美国和欧洲分别只有140美元和44美元左右。换言之，Facebook的广告收入仅占其产生消费者剩余总量的一小部分。

   其他类似Netflix、Hulu和HBO等媒体流服务价格为120至240美元，但这些服务产生的消费者剩余是用户使用这些服务所支付费用的5到10倍。

    因此，用广告收入代替消费者剩余具有很强的误导性。

广告收入和消费者剩余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用户可以从广告量不大的内容中获取大量价值。

——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布鲁斯•欧文（Bruce Owen）

寻找衡量数字经济的新指标

   从数字商品对经济总量的贡献来看，我们发现，仅仅将Facebook这一种数字商品的消费者剩余价值计入GDP，美国的GDP在2004到2017年间每年将平均上升1.83%。显然，GDP被大大低估了。

     我们和加拿大经济学家Erwin Diewert、Felix Eggers以及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Kevin Fox合作研发了一种可以测量与数字经济相关收益的指标，即GDP-B，它通过量化免费数字商品和服务对消费者经济福祉的贡献，补充了传统的GDP衡量体系。决策者、管理者、经济学家可以采用上文提到的较为低廉的方法来进行测算，首先通过大规模调查，获取受访者在一定时期内放弃某一特定数字商品的估价，然后进行具有实际货币激励的小规模试验修正数据的准确性。再加上一些额外的数据采集，我们从而可以定期预测GDP-B的变化，补充到季度或年度GDP指标中。

   但本文提出的方法也具有局限性，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我们对GDP-B的测算方法相比传统的GDP指标既不够全面也不够精确，后续还需要包含更多的商品样本并进行更广泛的线上实验，以便更准确地评估免费数字商品对经济增长更全面的贡献。

 宏观经济指标有精确的衡量方法，但有以偏概全的风险。福利指数能更真实地反映消费者的行为，却更为主观。而GDP-B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取得了平衡。通过综合考虑一系列措施，包括GDP-B维度，决策者、监管者和投资者或许可以制定更完善的政策。

   第二，与传统的GDP一样，我们的衡量标准没有捕捉到一些与商品和服务（包括在线平台）相关的潜在负外部性。一些研究认为，数字技术正在危及社会凝聚力和意识形态领域，或者将消费者成本转嫁到隐私保护上。目前，我们的GDP-B指标只反映了线上实验参与者评估（可能不完全）个人收益和与商品相关的成本，而不是社会成本和收益间的关系。基于这些限制，研究人员正在研发一系列可以量化福祉等主观维度的指标，包括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尽管这些指标还没有GDP等“硬”指标那么精确可靠，但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GDP具有十分精确的定义和价值，但它并不能反映数字经济产生的消费者剩余；福利指标则有相反的问题。而GDP-B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取得了平衡。因此，这对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来说是一个有益的改进，从而使他们充分了解数字技术是如何影响经济的，以便做出正确的决策。

结语

   如何监管技术、如何补贴数字基础设施、甚至企业应该生产什么样的数字产品，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数字经济创造的真正价值。GDP-B概念的引入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量化我们从传统商品中获得的收益，也有助于更准确地估算非市场性的公共产品（如空气质量、医疗保健和基础设施）带来的效益。更重要的是，随着世界各国政府、管理者和研究人员采用这一指标，我们对数字和非数字产品如何为我们的福祉的价值评估也将不断完善，从而为决策和政策的制订奠定良好基础。

来源：《哈佛商业评论》11-12月刊

作者：Erik Brynjolfsson为麻省理工学院数字经济研究组织（Initiative on Digital Economy）主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资深研究员。Avinash Collis为麻省理工学院Solan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和数字经济研究组织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