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1 第18讲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在线视频

同学们好

这一讲我们来共同学习

我国行政责任制的发展情况

所谓行政问责制

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

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

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内

由于故意或者是过失

不履行 或者是未正确履行法定责任

以致影响正常的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

贻误行政工作

或者是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

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制度

我国的行政问责制

一般认为是在2003年

非典事件中建立并启动的

2003年非典期间

近千名官员

因防治非典工作不力

被罢官去职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

首次在突发事件中

短时间内开始就同一问题

连续的大范围的追究官员的责任

事实上

在很大程度上

正是当年问责制的启动

成为中国战胜非典的转折点

此后

在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的问责

开始走上制度化的轨道

可问责政府的理念

已经在我国的行政改革中得到全面的推行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的对象

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

第一 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政府

第二

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机构

第三

作为个体的各级行政官员

一个实施问责制的政府

就是能把各级政府以及政府

各部门机构和政府官员的工作和言行

进行责任追究的政府

行政问责制的内容主要包括

在正常情况下

政府及其行政工作人员的履行职能 职责情况

和在发生责任事故中的责任问题两个方面

首先是政府 部门 单位履行职责是否到位

有没有缺位 错位和越位

其次是领导干部及国家行政工作人员

是否在其位谋其政

有没有不作为和乱作为

随着问责制的不断的推进与深入

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

呈现出全新的发展趋势

一 在问责主体上

从同体问责为主

向异体问责为主发展

从我国行政问责制发展历程上来看

我国非典事件以前主要实行的是同体问责

是执政党系统

对其党员干部的问责

或者是行政系统对行政干部的问责

这种同体问责

有利于发挥对失职 失责行为

经常性的监督和问责

但从现代行政问责的一般原理

和我国以往公共行政实践结果等方面来显示

单一的问责主体

和启动机制

无法实现多类问责内容的问责效果

非典事件触发了异体问责

在行政问责制度中的作用

我国行政问责制度

逐步开始转向异体问责

一 人大是最主要的异体问责主体

二 媒体成为最有效的异体问责主体

三 公民是最本源的异体问责主体

第二个方面

在问责依据上

由应急性问责机制

向长效性问责机制转变

以前往往是发生了重大安全事故

才会对相关领导人进行问责

现在则是对行政决策进行制度性定期审查

行政问责终于成为一项制度而存在

问责情节体现了由”大事问责“

向”小事问责“过渡的新特征

问责的情节不再局限于事故的严重性

社会影响坏

而是基于制度规定

开始注重细节

强调“小节”

从“大事问责”向“事事问责”发展

第三个方面 在问责方式上

从权力问责逐步转向制度问责

非典事件之以前

我国权力问责的案件并不少见

当时主要是针对各种安全事故进行问责

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作用不大 疗效不显

过去政府官员承担责任

主要是根据上级领导的意图和意见

权力问责随意性很大

而今

我国行政问责制

正向制度化 法制化方向深入发展

第四个方面

从以行政责任法律责任为主

转向注重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

以前往往只对滥用职权

越权行为问责

而行政不作为

因易被忽视而乏人问责

导致一些官员为避免做多 错多

而犯下行政责任 法律责任

而对政治责任 道德责任视而不见

目前

问责范围从追究“有错”官员向“不作为”官员深化

在细化有错责任行为的基础上

进一步挖掘无为问责的深度

制定承担行政不作为责任的标准

对各种无为行为进行了科学有效的界定

对行政不作为严加打击

纳入问责体系

以往仅仅对行政官员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问责

对官员的道德问题

往往以违反党规党纪的形式

进行党内处分

现在则将官员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

也纳入到了行政问责范畴

本讲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