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1 第34讲 中国的行政改革在线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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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国的行政改革

一中国行政改革的经验总结

有学者反思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70年

将相关经验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正确理解变与不变

推动经济发展是不变的首要目的

行政体制改革70年

特别是改革开放至2018年

五年一个周期

每一轮行政体制改革历时最长四年半

最短一年

每一轮改革的背景各异

每一轮行政体制改革的侧重点各有差异

每一轮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贡献也不尽相同

但变中始终不变

就是推动经济发展是不变的首要目的

五个建设是全面建设

但是经济建设依然是核心

经济发展依然是硬道理

这一点在2018年行政体制改革中依然没有改变

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今天建设服务型政府

归根结底还是服务服从于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二

正确理解大和小

终究避免不了理顺党政职责关系

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是大

行政体制是小

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的

优化 协同 高效是大

行政体制改革是小

把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贯穿改革各方面和全过程

完善保证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安排

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提高党把方向 谋大局

定政策 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

19届三中全会启动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基本上形成了党的领导体系

提升领导力 政府治理体系

提升政府执行力

党的领导体系

把握重大工作的决策权

政府治理体系在职责范围内

依法执行的基本格局

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一个大前提

第三

正确理解表和里

机构改革的关键是职能转变

机构改革是表

职能转变是里

理清政府与市场的职能边界

是政府职能定位的中枢环节

起点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重点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转变政府职能

这个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使命

依然没有完成

推动要素价格的市场化

是中国转变政府职能的一块硬骨头

也是不可回避的一块硬骨头

否则

我们转变不了经济增长方式

经济动能的转换也会遇到比较大的障碍

改革永远在路上

第四

正确理解不同时期

行政体制改革的价值导向

从政治导向型到经济导向型

再到治理导向型

2018年之后的行政体制改革

已经进入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时代

一是不再是单纯的建立起完善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

而是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

它是在大局当中谋局部

大局就是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

局部是建立中国特色的行政体制

二是不再单纯的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而是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三是不再是单纯的从政府机构改革

而是统筹党 政 军 群机构改革

四是不再是单纯的机构改革

而是应对多年改革的制度成果

系统集成

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1982 1988 1993 1998年的改革

既有政府的机构改革

又有党的机构改革

党的机构改革与政府机构改革

或先或后

2018年启动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是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格局当中

统筹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综合治理 系统治理 源头治理

依法治理 绩效治理

是中国政府治理现代化应然治理方式

经过70年中国行政体制改革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

已经汇入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二 中国行政改革的基本趋势

有学者指出

党的18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更加重视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并且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格局下

把行政体制改革

纳入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

整体建构之中

党的19大

宣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

在19大报告中明确指出

要继续深化政府机构改革

统筹考虑各类机构设置

科学配置 机构权力 明确职责

要继续转变政府职能

深化简政放权 创新监管方式

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

要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更好地履行公共服务和生活环境保护的职能

党的19大对四十多年来

行政体制改革作出了深刻总结

又为建立新时代新型行政体制

提前作出了顶层设计

当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成功

使我国避免了苏联失败的命运

走出了历史困境

迎来了勃勃生机

党的19届四中全会

正式在当代中国四十多年来

体制改革获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

第一次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行政体制的新命题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

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之一

与其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并列

这是一项全新的制度安排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

作出了新尝试和新定位

在《决定》论述的

13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

列在前四位的制度体系

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

很显然

在党的领导制度之后

出现的三大制度是国家的立法制度

司法制度和行政制度

在现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下

党的领导制度鲜明地体现为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

尽管强调了党要领导一切

但并没有影响立法制度

妨碍权利属于人民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律地位

中国共产党早已明确提出

党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

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

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在司法制度方面

党要求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确保审判机关 检察机关

依法独立 公正行使审判权 检察权

严格规定各级党委和党的干部

不能插手行政事务和干涉司法审判

在行政制度方面

按照邓小平提出的

党也要求建立各级政府

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

管好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

这说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

立法 行政 司法三大制度体系的地位

并没有因为在党的领导下受到削弱

而是得到了肯定和空前突出

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

以往属于政治体制范畴

历次的政治体制改革部署

都是在论述人大改革

政协改革等改革之后

再来论述行政体制改革

把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容

包含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之内

现在

随着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

作为一个新的制度体系进行单独论述

它已不再是政治体制之下

从属的一个部分

由此获得了新的阐释和新的定位

三 为开放治理而准备

有学者指出

在市场化 全球化

信息化高度交织的进程中

物联网让更大数量 更广范围

更多类型的个体化群体有了联动的可能

群体之间

阶层之间

区域之间逐步缩小的数字鸿沟

强化了公民意识

自由意识和平等意识

并推动了具有全新内涵的开放概念的出现

互联网和其他众多新技术有可能对权力

职能 责任和控制

进行实质性分配

并提供从根本上重新设计

政府组织和机构的机制

也因此让真正的结构调整变的可能

就此而言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有必要实现

从本土叙事向全球叙事的转变

从封闭叙事向开放叙事的转变

特别是需要针对多源性

重新设计行政体制改革内容

首先应对多元性

转变政策制定方式

在互联网社会

不同群体的利益如何表达

矛盾如何平衡

必须提上议程

群众裂变为具有特定价值判断

利益代表情感认同的个人

这意味着代表 参与和抽样等传统体制要素

都已无法完全满足这一改变

体制要素有待重构

而新的体制要素有待增添

作为个体的我的意义的凸显

决定了传统政策制定

无区别的群众视角

必须向群体视角乃至个体视角转变

这一转变的实质是

政策制定从粗放向精准转变

再次利用多元性确认并重新理解社会分歧

今天

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

其结构既有实体属性

也有虚拟属性

其秩序的基础

活力的来源和社会的组织方式非常复杂

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

同时受到变化中的全球化

和信息化的深刻影响

相同变得越来越难

而不同成为常态

因此

多元性视角下的体制改革

关键在于确认分歧

而不是去除分歧

确认分歧也就掌握了社会痛点

通过充分多轮辩论来化解

乃至将痛点通过制度转换

这是对分歧的利用

最后建构多元性

拓展解决公共问题的路径

以多元性为特制的转型社会

社会问题的范畴在不断扩大

传统意义上的社会问题仍然存在

比如 贫困 疾病 自然灾害

新的问题层出不穷

新问题的持续出现

使得旧手段已不能有效的应对

而在体制中建构多元性

培育多元治理主体

形成更大范围内的共建

共治 共享

这将是公共问题

得到更具创新性解决方案的主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