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案研究的反思性实践4在线视频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个案研究的反思性实践

第四部分

写作阶段

以及后续的一些补充说明

关于写作阶段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将自身写入文本

在这方面邓金指出

文本所呈现的所谓受访者的陈述

实际上都是作者自我的陈述

他人的存在

与作者在文本中的自我存在相互关联

实际上它的含义就是说

被研究者他在文本当中的存在

或者他们的这样的一些陈述

其实都是通过作者自身的表述来实现的

还有像莫斯纳等人

也提出来这样的一个观点

田野工作当中

所获取素材与所涉及问题的数量之大

常常使我们难以决定应该聚焦于何处

我们总是为如何处理这么多的素材而焦虑

而实际上我们的材料

正式通过这一处理的过程建构起来的

明白了这个道理

我认为写作

并不总是把田野中得到的所有知识都写出来

而是我根据所得与读者进行沟通的

一种方式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写作风格

首先组织材料时

如同大多数作者经常的做法

我倾向于使用还原的技巧

通过这一方法

我们可以假设自己还在田野当中

以民族志现在时的方式

来描绘我所描述的这样的一个情境

也就是安置小区以及当中的人物

如同时间静止了一般

这种写作方式比使用过去时更具权威性

同样为了提升材料的权威性

我们应该通过提供田野笔记

或访谈录音中冗长而必要的摘录

来尽可能的展现受访者的声音

只有给予受访者充分表达的机会

我们才能弄清楚双方是否都试图通过表达

来建构自身的情境模式

以用于进一步的互动当中

第三是关于反思性的表现形式

写作民族志有不同的方法

其一在很大程度上是遵循了反思性的原则

这一方法的代表作可以说是怀特的街角社会

奥莱利就把它称之为是完整性

反思性田野研究及报告撰写的绝佳范本

该书是以结构完整的日记形式来写作的

将事实细节背景和材料都结合到文本当中

另一种写作方法则偏向于虚构化

这一方法的代表是林耀华的金翼

他的小说体的风格

也引致了对其学术性的质疑

相应的我认为有两种反思性的表现形式

即显着的表现形式和隐蔽的表现形式

对反思性的实践可以显著的表现形式

融合到民族志当中

对社会事件作出明确的论断

同时也对代表性和合理性问题保持敏感

反之它也可以是隐蔽的

以金翼为例

实际上该书最直接的研究样本

是作者林耀华家族历史变迁的过程

对研究样本的高度熟悉

为他用故事的结构来写作民族志提供了可能

基于此

当研究者与其研究场境之间

存在相当密切的关系时

研究者更可能在文本中没有明显迹象的情况下

保持一定程度的反思性

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

研究者拥有更强的能力

来操控其在研究过程中既是场境的一员

也是研究者的角色

尽管要达到这样的目标

对研究者个人的技巧有很高要求

另外一个来自苏格兰高地某郊区的研究

也表明了这一关系

它的作者是麦克林

尽管麦克林他不是当地人

但是他的家人每年夏天

都会到他所研究的地方来度假

因此就以该地区结下了长久的联系

而且它的许多上了年纪的受访者

与他的祖父都有交情

他为此怀着无比的感恩之情

他说认识和被认识对这项研究会有很大助益

因为由此他避免了许多角色紧张的场合

因此表现反思性准则的方式

可以根据我们的操控技巧

以及我们是否掌握了

将这些技巧付诸实践的特殊优势

来进行选择

我在研究中所采用的

是显着的反思性表现形式

尽管我的田野工作时间共计12个月

我与受访者也建立了相对熟悉的关系

但我仍然必须承认

除了调查的目的之外

我几乎没有任何其他机会出现在田野中

我在田野中的角色仅仅是一个参与观察者

因此我自认没有办法以讲故事的形式

操控好隐蔽的反思性表现

所需的微妙技术

最后是一些补充说明

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仍然存在

一些不可逾越的限制

作为社会科学者

我们研究的唯一基础

是以我们与普通民众所共有的日常经历

也就是说充斥在我们每个人

日常生活中的原始知识

那我们相对于我们的研究情境

总是既扮演圈内人

又扮演圈外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因此我们很难完全超脱于

作为圈内人所具有的那些固有的知识

来自外部环境和研究者内在的一部分影响

既可以在研究过程当中来识别

还有另一些

诸如我们在某个研究阶段做了什么

如何思考的问题

则可能需要时间空间距离

和超然的心态来识别

即便如此

无论是研究进行过程当中

还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淀

我们所能意识到的反思都是有局限性的

因此研究者应该在各个阶段

尽可能对自己的研究工作采取批判的态度

这可能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

自我对他人可能的评论的思考

及听取他人的评论

由于这一考虑与同事对本课题的不定期讨论

极大地提高了我对于研究过程中的

所作所为的反思能力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

不管我们付出多少努力

试图完成一项经过完整反思的研究

我们的研究成果最终还要依赖于读者是否愿意

且能够运用社会科学的想象力

来理解我们的作品

无论如何

我们不应该认为

对知识的接受或拒绝具有统一的准则

正如布鲁尔的观点

尽管存在民族志的想象力

但一些读者由于具有不同的价值体系

理论框架 观点和经历

总会抗拒采用民族志的想象力

面对研究材料产生质疑

因此我们所能做的是让读者确信

我们的研究成果是一种可能

且近乎合理的分析解释

而不是唯一合理的

综上所述

社会研究者做出的论述的可靠性

取决于是否批判的重现受访者的陈述

并展现这些陈述的背景

以及对研究材料复杂性的考虑达到何种程度

然而对反思性的实践

究竟只是空喊口号

还是真正认识到研究材料建构分析的

所有内涵关系到这一目标的实现情况

从我对西方反思性主张的方法论实践来看

我注意到一些问题并尽力解决

还有一些却仍然让我感到困惑

甚至肯定还有一些没有被我所察觉

根据我的经验

在中国的社会大背景下

研究者们要尤其注意

自身带到研究中的政治理念

还要识别进入田野和受访者的方式

因为不同身份的研究者

会获得不同性质的进入方式

从而肯定会影响到田野中的权力关系

以及研究者和研究对象间的权利关系

最后回到我们一开始提出的问题

也就是何时何地

以及为何我们采用两种方法模式当中的某一种

也就是说我们到底是用实证方法的模式

调查研究的方法

还是用反思性科学的

比如说拓展个案法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也许有人会主张选择实证科学

还是反思性科学的方法

应该以正在研究的问题为导向

这种对于方法的工具性观点

其实已经忽视了科学两种概念间的深层差别

而恰恰是这两种概念

决定了我们以什么样的姿态来研究世界

到底是站在一边还是干预

是试图不偏不倚还是进入对话

因此不完全是问题决定方法

方法同时也会刑诉问题

那么我们对于一种或另一种科学模式的信奉

实际上会生产和支持

我们选择去调查什么样的问题

所以实际上我们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

不仅仅研究问题

会决定方法

同样实际上我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

你的对于方法模式概念的定位

往往也会影响到我们去选择调查研究

什么样的问题

以上就是关于

个案研究的反思性实践的所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