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案研究的反思性实践3在线视频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讲个案研究的反思性实践第三部分

那么下面呢是材料分析阶段

材料分析阶段所应该注意到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首先第一个方面呢肯定就是

承认我作为研究者的权利

材料分析方法并不是中立的技术

因为他们充满了研究者的认识论的

本体论的及理论的假设

受访者所陈述或展示的素材

是在研究者对其的理解吸收过程中发展出来的

斯科特说

在任何特定的社会行为背后

没有任何令人满意的方式

来建立绝对相同的事实

因此研究者总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研究目的

来对研究对象进行解释

这意味着研究者可能对研究素材整体

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提炼

以适合其自己的解释和分析

我认识到我在对受访者陈述的理解

对他们原有文本的剪裁及摘用的过程中

可能已经不自觉地排除了

对研究不适合的信息或细节

我也认识到我并不是在其原始的

社会场境下进行观察和体验

我所得出的研究结果经过了我的

解释 分析 整理和选择

因此消除我们作为研究者

在分析研究素材中的权利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一切都是由我们自己完成的

我们只能认识这些影响

并尽可能地忠实于原始场景

第二

处理研究对象的权力关系

在田野中总是有一些声音被加强

而另一些声音被压制

在我的研究中很容易理解

地方政府对农民具有绝对的优越性

注意到这一点

对于理解研究素材很重要

因为在不平等的情况下

弱者的政治反应受权力关系影响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

我的研究课题本身就基于这一考虑

研究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探讨

失地农民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由于双方几乎对立的利益追求

农民与地方政府可能具有完全相反的观点

因此失地农民和地方政府工作人员

都是本课题的研究对象

我对他们分别进行了访谈

以使其各自的观点得以展现

那么第三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呢

是处理受访者的叙述

在定性研究中

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受访者的叙述

但不可否认的是

受访者的前后陈述会出现相互矛盾的现象

因此受访者的话语与他们的生活经历相联系

带有一定的价值倾向

尤其在面对具有不平衡的权利的

两个研究群体时

要评判他们的话语

应该同时考虑斯科特所提出的

公开文本和隐藏文本的这样的两个概念

基于斯科特的观察

在意识形态层面

公开文本会为主流价值观

和主流语言的支配性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

而且支配者和从属者之间的力量越悬殊

这种力量越被任意行使

从属者的公开文本

就越会重现陈规的惯例的形态

但是实际上从属者会在支配者背后

批判其权利

这种隐藏文本不仅包含言语行为

还包含一系列实践

由此看来

他主张存在某种无权力者的政治

它用的概念呢就是The politice of the powerless

相应的有权力者

也形成了他们的隐藏文本来陈述

不能公开表达的要求和实践

带着这样的认识

本研究仍然承认

公开文本与隐藏文本的矛盾的存在

那么另一个问题出现了

如何潜入双方的后台

即Back-stage

以获得相对可靠的话语

必须指出的是

对于我这样卑微的初级研究者而言

探索后台的语言和行为的可能性是极小的

而缺乏这种可能性的弊端十分明显

以至于斯科特本人也承认

缺乏一个享有特权的窥探后台的位置

我们就没有办法质疑那些看似有说服力的

但是却是虚假的表现

然而幸运的是出于方法论和现实的考虑

那么我找到了一条规避的途径

首先探索失地农民与地方政府之间冲突的目的

本研究倾向于仅涉及双方面对面的场合

其次

本研究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当今的中国失地农民

他与斯科特得出隐藏文本概念所进行的关于

奴隶制 农奴制 贱民身份

种族统治和高度等级化的

乡民社会的历史研究中的研究对象是很不相同的

本研究中的双边关系

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失地农民群体

不断发展的权益意识

另一方面

作为一个在城市化过程中

被迫转变农民身份的群体

失地农民呢更有可能将遭遇到的困难

和问题全部都归责给政府

第三

在当代中国官僚社会

除非有具体问题出现

失地农民和地方政府工作人员

很少有机会产生联系

隐藏文本的必要性大大降低

反而在我的研究中

失地农民与地方政府工作人员

更倾向于认为他们是处于前台的

因此呢在这两个概念

也就是公开文本和隐藏文本的概念的影响程度

在我的研究中呢不是那么显着

但即使这样仍然可以发现

从不同失地农民或地方政府工作人员的城市中

都很难总结出一个共性

总会出现相反的个案或偏离的个案

实际上受访者自身呢

也对其群体内部的差异性有所意识

那么因此呢我们在这里呢所使用的

或者说将要引出来的识别出的这种分类体系呢

就是一个固有的分类体系

因此我认为很有必要识别这种固有的分类体系

也就是说在田野当中

失地农民本身呢

就已经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分类体系

在这一方法的指引下

我发现失地农民群体内部

对地方政府有不同的态度

反之亦然

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工作人员

对于失地农民呢

他也有不同的态度

在我的研究中

对失地农民和地方政府工作人员的态度

进行分类

也许是处理受访者话语的一种途径

因此我可以把自己的注意力

从识别他们话语的真实性向分析

内部差异上转移

通过仔细的分析

失地农民实际上分化成五个小群体

抗争积极分子和为政府代言者

是两个极端的群体

还有三种不同的类型的小群体

策略性地采取中庸态度

及追随者 抱怨者和谨小慎微者

同样根据工作态度的差异

政府工作人员分成两个类型

温和派和激进派

通过引介这样的分类

我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忽视斯科特意义上的

公开文本与隐藏文本的区别

而是这两者的区别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成为分类标准之一

例如抗争积极分子

经常比其他群体的失地农民有更大的胆量

公开表达他们的真实情感

而为政府代言者的利益与政府利益挂钩

因此他们不会与其他群体拥有共同的隐藏文本

公开的和隐藏的文本之间的区别

也可以分别应用于失地农民的中间群体中

同样温和的政府工作人员和他们的激进的同仁

自然呢它们是不会像他们那样的傲慢专横的

因此呢通过引入这一分类体系

田野中的权力关系更加清楚地揭示出来

抗争积极分子首先破冰并未改变权力关系

付出努力

而且由于不同的失地农民

和不同的政府工作人员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可以发现在互动模式上也存在相反的个案

例如尽管冲突是两者关系的主要表现

一些失地农民

主要是包括抱怨者谨小慎微者和为政府代言者

则可能出于人身安全和获得好处的考虑

而倾向于迎合政府

对研究对象的分类

及由此引申的对不同情况的充分分析

极大地增强了个案研究的概括性

与此同时

我面对参与意愿不强的受访者的无力感

也得以从分析理论和方法的

这样的一个角度找到解释

那么这个就是个案研究的反思性实践

关于材料分析阶段的

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考虑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