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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乐”“郑声”说与文学雅俗之分（一）

同学们，在前面谈到文学风格问题时，曾提到“典雅”一词，雅文化是儒家大力提倡和热衷推行的。但要理解什么是雅，需要把它和“俗”放在一起看待。雅俗之分，涉及到政治权利、社会等级，也有关于文化理念、审美倾向和文学追求，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一般认为，从西周时期开始，中国文化就尊雅了。因为西周王畿曾是夏人故地的原故，所以“雅”与“夏”互相通用。“《荀子·荣辱篇》：‘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王引之曰：‘雅读为夏，夏谓中国也，故与楚越对文。’《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其证。古者夏、雅二字互通，故《左传》齐大夫子雅，《韩子·外储说右篇》作子夏。此雅夏互通之证也。”（朱东润：《诗三百首探故》）

既然“雅”就是夏，那么就把产生于夏这个地方的音乐与诗歌称为“雅”，即有雅音和雅言。“当时言语，方言之外有‘雅言’，‘雅言’就是‘夏言’，是当时的京话或官话。孔子讲学似乎就用雅言，不用鲁语。”（朱自清：《经典常谈》）《论语·述而》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可见，“雅”被定于一尊，成为中国文化中正统、高贵的象征，雅文化首先是王官文化、宫廷文化、政治权利文化。恰恰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雅”这个词才陆续引申出了“正确”“规范”“高尚”“文明”“美好”等诸多含义。

从西周到春秋，雅文化在文学艺术上的代表，就是《诗经》“风”“雅”“颂”三部分中的“雅”，它是中央王朝的乐歌，所说的内容是周王朝统治的天下之事，行王政之教于四方各地。而颂诗是祭祀宗庙的歌舞曲词，也有教化的意义，所以也可以算在雅的范围内。“风”则是周朝各个附属国中的地方民间音乐歌舞，它在一开始是属于俗文化的范畴的。

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指出：“‘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俗文化的兴起，构成了对雅文化的挑战，标志着“礼崩乐坏”的局面。

孔子提倡雅乐，反对郑声。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还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这里所谓“雅乐”是西周的古乐，曲调平和中正，节奏比较缓慢，表现古代先王功业。孔子认为雅乐可以陶冶人的思想感情使之正而不邪，有助于养成以仁义为特点的高尚道德品质，而不会去做悖礼违义的事情。“郑声”是春秋时期的新乐，节奏明快强烈，曲调高低变化较大，故容易激动人心。所谓“淫”，是指过份，不合中正平和之意。孔子认为新乐任其感情之自然发展而无所节制，容易诱发人们的私欲，不利于培养以仁、礼为内容的道德品质，所以要“放”，要禁绝之。

这里表现了孔子对待文学艺术的保守思想，他一再强调政治、伦理对音乐的制约，强调音乐对国家兴亡所必须承担的责任。这种观点一直延伸了两千多年，为中国文化的政教中心说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但是这里也有一个矛盾，就是孔子这样地厌弃俗文化，为什么在他删改《诗经》时，不把“风”诗都去除呢？我想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作为地方的民间的音乐诗歌，它们反映的是民众的感情思想，从中可以看出政治的兴衰，可以供统治者作借鉴，“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汉书·艺文志》）也可以用它们来行风化于一个个诸侯国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毛诗序》）。只要能把握“度”，俗文化还是有好处的。

另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是，当时人们对流行的通俗音乐的热情已经大大地超过了雅乐。所以，到了孟子的时代，齐王有一次就曾坦率地对孟子说：“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孟子·梁惠王下》）为什么？无非是世俗之乐比先王之乐即雅乐更具有明朗、欢快、活泼的特点，也更好听，更能满足人们的审美欲望。

孟子和荀子所处的时代与孔子已经不同，所以，他们对待新声的态度就显得理智、开明一些。孟子就不认为雅乐与俗乐是根本对立的。在他看来，音乐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重要的是统治者独享，还是“与民同乐”，他针对雅乐的等级化而提出了平等的要求。荀子甚至认为，人有欲望是很正常的，政治的好坏与人的欲望的多少没有直接关系，人们追求新乐所带来的感官享受，也是人的性情使然。不过，他不同意放纵人们的欲望，主张“以道制欲。”（《荀子·乐论》），就是用道义来控制欲望，并进一步提出了“修宪命，审诗商，禁淫声，以时顺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荀子·王制》）的文化管制方案，就是要求遵循法令，审查诗歌乐章，禁止淫荡的音乐，根据时势去整治，使蛮夷的落后风俗和邪恶的音乐不敢扰乱正声雅乐。荀子的思想上承孔子，对雅俗的文化分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传统美学主流是尚雅贬俗。历代的文艺批评家、理论家都把雅俗当作重要的审美批评标准。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第一次把文学风格正式分为八种，而他首重“典雅”。杨廷芝《诗品浅解》说得简单明白：“典则不枯，雅则不俗。”这种崇雅鄙俗的思想主张和社会风尚直到明中晚期才有了一些改变。以李贽、袁宏道、冯梦龙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士大夫，针对明代严重的复古主义思潮，提出了“宁俗伤雅”的主张，这恐怕是传统社会中最为大胆的对俗文化的肯定。在实践中，文人士大夫的介入，也促进了俗文化水平的大大提高，从而推动了雅文化与俗文化的相互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