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4图文感知资料文件与下载

“性格”说与文学理想形象（一）

同学们，文学艺术作品中人们需要表达的总体而言无非理、事、情三个方面，前面我们分析了哲理性作品中的意象、抒情性作品中的意境，这次课我们应该来谈谈叙事性作品了，在这类作品中，应该关注的是文学典型。

中国古代的艺术实践，偏重于抒情诗、写意画等方面，因此，重视的是借景抒情的方法，是情景交融的意境。比较起来，典型的理论不象西方那么发达。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就没有典型观念。在古代的文学思想中，对人物“性格”的思考，就是在表达对“典型”的追求。典型就其概念而言是指叙事性作品中塑造的显示出性格特征的富有魅力的人物形象。那么“性格”就是典型的中心。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理论中的“性格”一词，和西方文论中的典型的内涵是最接近的。

当然，中国古代的小说，有以情节取胜的创作倾向，就是说比较喜欢叙述故事情节，认为故事讲得好就是最好的，但是，故事的讲述最根本的还是为塑造人物的性格，只有人才是故事的中心。署名闲斋老人的《儒林外史序》说：“篇中所载之人，不可枚举，而其人之性情心术，一一活现纸上。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以自镜。”（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这里一是说明了《儒林外史》通过各种故事的叙述，塑造了非常多的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二是这些人物形象都是生动的，逼真的，产生了审美的效应，三是生动的人物可以使人们从中反观自己、省视自身，给自己带来借鉴。这就是典型的性格给人带来的好处。

《儒林外史》中有一段描写：“话说匡超人望见自己家门，心里欢喜，两步做一步，急急走来敲门。母亲听见是他的声音，开门迎了出来，……匡超人……放下行李。整一整衣服，替娘作揖磕头。他娘捏一捏他身上，见他穿着极厚的棉袄，方才放心，……”匡超人对母亲行礼，反映了传统的孝道，他母亲捏捏他衣服的细节，如电影镜头般凸显在我们眼前，令人几欲泪下，说明母亲对儿子的爱是无微不至的。这种母子相见的情节和其中蕴含的深情就是我们每个人生活中典型的存在。

性格最主要的特征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明代容与堂本李卓吾评点《水浒传》第八回回评说：“施耐庵、罗贯中真神手也！摩写鲁智深，便是个烈丈夫模样；摩写洪教头处，便是忌嫉小人底身份；至差拨处，一怒一喜，倏忽转移，咄咄逼真，令人绝倒。异哉！”（容与堂本李卓吾评点《水浒传》第八回回评）“烈丈夫模样”“忌嫉小人底身份”，都是指人物性格所表现出来的共性，这是《水浒传》众多人物形象“同”的一面。但是只有共性的“同”，人物还不能说塑造的最好，必须要写出人物的个性的“不同处”，做到“同而不同处有辨”，才能进入小说的优秀境界。李卓吾在第二回末评说：“《水浒传》文字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如鲁智深、李逵、武松、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众人都是急性的。渠形容刻画来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份，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去自有分辨，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容与堂本李卓吾评点《水浒传》第二回回评） 李卓吾“同而不同处有辨”的观点，鲜明地体现了性格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这个内涵。

清代的金圣叹继承了李卓吾的性格理论，他赞叹《水浒传》善于表现人物的共性：“其忽然写一豪杰，即居然豪杰也；其忽然写一奸雄，却又居然奸雄也；甚至忽然写一淫妇，即居然淫妇；今此篇写一偷儿，即又居然偷儿也。”（《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第五十五回总评）也论述其中人物的个性化：“此回方写过史进英雄，接手便写鲁达英雄；方写过史进粗糙，接手便写鲁达粗糙；方写过史进爽利，接手便写鲁达爽利；方写过史进剀直，接手便写鲁达剀直。作者盖特地走此险路，以显自家笔力。读者亦当处处看他所以定是两个人，定不是一个人，勿负良史苦心矣。”（《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第二回总评）

金圣叹认为，作者将鲁达和史进对照而写，是特意为之，这样做的好处是突出了同类人物的不同个性。鲁达和史进都是英雄好汉，在气质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他们又是两个人，同一种气质的表现不应当一样，比如粗鲁：“鲁达的粗鲁是性急，史进的粗鲁是少年任气。”（《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读第五才子书法》）

鲁达出家后，晚不坐禅，喝酒打人。打造关王刀一样的戒刀和禅杖。假借过往僧人名义喝酒吃狗肉，在半山拽拳使脚，打坍亭子，打坏金刚，要烧寺院，回寺呕吐，给禅和子嘴里塞狗腿，搞得大家卷堂而散。监寺、都寺遣众人来打，鲁达趁酒醉大闹一场，被长老喝住。这些都说明了鲁达的性急。

史进是根独苗，从小让父母娇生惯养给宠坏了，“母亲说他不得，呕气死了”，家庭教育这一块没了，缺乏家教，又是少庄主，也就只能放任他了。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看到他使棒，指出：“这棒也使得好了，只是有破绽，赢不得真好汉”，他就出言不逊，大发脾气，要和王进较量较量。要他拜师，他高低不从，拿着棍棒使得像风车儿式的转，只是好看，还自以为了不起，一个劲儿地大喊：“你来！你来！怕的不算好汉”。虚张声势，少爷脾气已发泄无遗。打输了，虽爽快地拜王进为师，但又说了一通负气话：“我枉自经了许多师家，原来不值半分，师父，没奈何，只得请教”。输了，不怪自己，反怪过去的师父．认输了，只是“没奈何”而已。一个任性少年的形象完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通过对比不同人物性格，金圣叹强调了《水浒传》人物形象的个性化特征，将李卓吾的“同而不同处有辨”发展为“定是两个人，定不是一个人”，思想就更清晰了。

19世纪8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典型观出现，恩格斯《致敏·考茨基》说：“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恩格斯：《致敏·考茨基》）这是对中国古代叙事性文学中人物性格理论的经典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