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1图文感知资料文件与下载

“诗之兴也”说与文学起源

面对一个事物，人们总是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它是从哪里来的？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是怎样产生的？对文学也是如此，这就涉及到文学活动的起源问题。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在中外一切民族的文化发展中，以口头语言为载体的诗歌是最古老和最基本的样式。因此在探讨文学起源的问题时，关注诗歌的产生是一个捷径。

在古代中国，儒家文人对诗歌的起源问题做了自己的探索。汉代儒家大师郑玄在《诗谱序》中说：“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轩辕，逮于高辛，其时有亡，载籍亦蔑云焉。《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

郑玄首先指出，“诗的兴起，料想不是在上皇统治的时期。”据唐代孔颖达的注疏：“上皇谓伏牺，三皇之最先者，故谓之上皇。”（《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伏牺”在这里写成了“牺牲”的“牺”，其实我们最常见的写法是写成“王羲之”的那个“羲”。“伏羲”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中华民族人文始祖，是中国古籍中记载的最早的王，所处时代约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他始造文字，用于记事，取代了以往结绳记事的形式。

孔颖达的注疏说：“郑知于时信无诗者，上皇之时，举代淳朴，田渔而食，与物未殊。居上者设言而莫违，在下者群居而不乱，未有礼义之教，刑罚之威，为善则莫知其善，为恶则莫知其恶，其心既无所感，其志有何可言，故知尔时未有诗咏。”（《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

就是说，在伏羲所处的这个旧石器时代，人还在通过渔猎活动获得食物，他们的精神是纯朴的，“与物未殊”意味着人类的原始思维还是主体和客体相混合的，人的审美意识还处在非自觉的阶段。在这样的阶段，人在群居的集体中，因为有共同的生存需要而建立起朴素的生产、生活的秩序，善恶的道德观念既不分明，审美表达的需求也不明显，所以不需要抒发情志，也就不需要诗歌了。

郑玄在说了伏羲时期的情况后，又提到“大庭轩辕，逮于高辛，其时有亡，载籍亦蔑云焉。”大庭是神农的别号。神农是中国上古时期姜姓部落的首领，尊称炎帝。轩辕，指的是黄帝，是中国远古华夏部落联盟首领，华夏民族的共主。传说炎帝部落后来和黄帝部落结盟，共同击败了蚩尤。华人，不仅汉族，都自称炎黄子孙，将炎帝与黄帝共同尊奉为中华民族人文初祖。炎帝与黄帝所处时代为新石器时代，已经处在农业时代。据古史传说神农氏仅能种植黍、稷，而黄帝则能种植多种粮食作物，表明黄帝使当时的原始农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郑玄表达的意思是“神农、黄帝到帝喾，这段时期内有没有诗歌，记载史实的典籍也没有提及。”

孔颖达的注疏：“大庭，神农之别号。大庭、轩辕疑其有诗者，大庭以还，渐有乐器，乐器之音，逐人为辞，则是为诗之渐，故疑有之也。……但事不经见，故总为疑辞。”（《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说明，神农以后，因为有乐器，产生了音乐，会推动人们做诗句，填歌词，可能会产生诗歌，但这也只是怀疑有，不能确定。

诗歌真正确定有，是因为《虞书》中的记载：“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诗表现的是人的情感与志向，延长其声，徐徐吟唱诗句时，声音的高低应与吟唱相配合，以律吕来调和歌声。”大致推定，诗要表现人的情感与志向的传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虞书》是《尚书》组成部分之一，相传是记载夏朝之前的新兴王朝——虞朝之书。显然，郑玄对于史上没有记载的，没有史料证明的思想都是持怀疑态度的，所以把诗歌产生的时期定在了虞舜时代。

孔颖达在注释郑玄思想的同时，也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虞书》所言，虽是舜之命夔，而舜承于尧，明尧已用诗矣，故《六艺论》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为六诗，亦指《尧典》之文。谓之造初，谓造今诗之初，非讴歌之初。讴歌之初，则疑其起自大庭时矣。然讴歌自当久远，其名曰诗，未知何代。虽于舜世始见诗名，其名必不初起舜时也。”（《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

孔颖达认为：《尚书·尧典》中提到了诗歌与音乐的合一，根据音乐来推究，诗歌应该产生于炎帝黄帝时期。同时，应该把“讴歌”与“今诗”分开理解，“讴歌”就是口头中的简单的非表意语词，它是配合着音乐，表达人的情绪感受的，“诗”就是有意识创作的诗句，虽也是配乐而歌，但也可以独立成章，有自己固有的审美形态。做诗的时期，人类已经进入自觉的审美意识阶段，文学创作已经是自觉化的过程。

从现有文字记载看，一般认为，《吕氏春秋・音初篇》所载禹时涂山氏之女所歌的“候人兮猗”是比较可信的夏代诗歌的遗文。“兮”“猗”表示呼声，是感叹词，有声无意，属于“讴歌”，“候人”却是表意的实词，这种表意的诗句与具有节奏性的“讴歌”结合，就成为较早的诗歌雏形。

刘勰的《文心雕龙·时序》论诗之流变，说诗歌起于“陶唐”“有虞”。说明早在远古时期，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最先产生了诗歌这一口头文学，这是我国古代学者的共同结论。

当然，有的古代文人不是严格地指出诗歌的起源，而是笼统而言的。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说：“然则歌咏所生，宜自生民始也。”（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苏舜钦集·石曼卿诗集序》说：“诗之作，与人生偕者也。”（苏舜钦：《苏舜钦集·石曼卿诗集序》）沈、苏观念的益处在于，进一步确认了诗歌是与原始人类共生的，表现了他们对文学与人类精神发展之间关系的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