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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的“自得”说与文学接受

（1）“以其情而自得”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提出了更具影响的阅读接受理论即“自得”说。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尽矣。……“可以”云者，随所以而皆可也。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挚。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游于四情之中，情无所窒。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人情之游也无涯，而各以其情遇，斯所贵于有诗。

 王夫之诗歌接受理论的首要一个方面就是对读者在诗歌接受活动中主体地位的重视和强调 ,这集中体现在他在对“诗可以兴 ,可以观 ,可以群 ,可以怨”的传统命题所作的具有创造性的阐释和发挥上：在这一段话里，王夫之想要表达的主旨是“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他把作者之“思”与读者之“得”联系起来认为即使使用一首诗，不同的读者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来理解与阐释。因此，从中王夫之归纳出“以情自得”这一诗歌接受理论。对王夫之而言，对中国传统诗学而言，文本的先在是一个常识，且正是由于这一点，文学的接受过程就受到了某种客观的约束，读者的“自得 ”就不可能漫无边际。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中国传统中文本先在所包含的客观性，并不意指作为物理现象存在的文字或语音的某种组合，而是指在作为真正文学作品的文本中，总是寄予着（客观存在着）某个作家先前曾有的一段感情、一段生命。对于强调文字或语音组合的那种客观，像俄国形式主义的研究，读者接受理论可以激烈地否认之；对于创作情感缘起意义上的客观，似乎看不出有什么真正的理由去否认之。事实上，正是笼统地被称之为“情感”或者“情 ”的东西，为作品设立了最后的客观界限，同时，这个界限虽然是客观的，却不是明确的，依然为读者的“自得”留下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换句话说，以王夫之“读 者各以其情而自得”代表的中国式接受理论，既指向了一种文本意义的开放，同时也包含着对客观的要求。简而言之，读者在文学欣赏和接受的过程中，可以不必囿于某诗“兴”某诗为“观”的成见，而应该根据自己的情绪心态来自由地感受和触摸作品，从而对作品的审美意蕴和美学功能做出自己的领悟和理解。

其实，他所说的“自得”，存在着两种情况：其一，读者的“自得”之情与文中之情是相同或类似的；其二，“自得”之情与文中之情相距较远，但二者是相通的。先看“类似的”，王夫之举了一个自己的亲身感受：“尝记庚午除夜，侍先妣拜影堂后，独行步廊下，悲吟‘长安一片月’之诗，宛转欷歔，流涕被面。夫之幼而愚，不知所谓，及后思之，孺慕之情同于思妇，当其必发，有不自知者存也。”（王夫之 《姜斋诗话集》） 这段话描述的是王夫之回忆自己的兄长哀告先辈时的情状。李白的《子夜吴歌》中“长安一片月”写的本是少妇对征夫的思念，表达了“孤凄忆远之情”。但王夫之长兄却借以抒发对先辈的哀思之情。在具体的情感内涵上二者有相当的差异，但在情感的大致指向上二者又是完全相通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王夫之的兄长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思想情感对李白的诗歌《子夜吴歌》做的创造性的理解和发挥，与作者原意不尽相合，但却合情合理。这是一种“以情自得”的创造性阅读接受。

另外一种“读者自得”，初看起来完全脱离了文本的限制， 但仔细思考，仍可以看出读者和文本是相通的。如王夫之举例说：故《关雎》，兴也。康王晏朝，而即为冰鉴。“吁谟定命，远猷辰告”，观也。谢安欣赏，而增其遐心。人情之游也无涯，而各以其情遇，斯所贵于有诗。(王夫之·《诗绎》)《关雎》一篇，按照《毛诗》的看法，是以雎鸠的关关和鸣，兴起“后妃之德”，或照现代的流行观点，是兴起“男女之情”。无论怎样，一般公认《关雎》有“兴”意。但历史上还有一种以其为“观”的读法，即三家诗认为《关雎》是对周康王晏朝荒政的讽谏（晏朝指康王因为好女色而很晚才上朝）；“吁谟定命，远猷辰告”，是《诗经·大雅·抑》中的诗句，字面的含义就是为政者定谋出命，并及时布告天下。自然，读此诗是对周王室的“观”。但东晋的谢安却从“吁谟定命，远猷辰告”中欣赏到了“此句偏有雅人深致”（《世说新语·文学》）。

相对于公认的阅读理解而言，如何看待三家诗说及谢安的“自得”呢？他们的“自得”是否已完全脱离了文本的客观性？答曰：从具体的诗意而言，也许可以这么说，但就情感而言，上述两种“自得”与文本仍是相通的。于是可以看出，王夫之“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的接受理论，从根本上说，是在要求读者以文字作品为媒介，去深契作者之情意；或者，去同作者之情意相摩相荡。后一种“自得”虽不必尽合文本之意、作者之情，但也不能离开由作品出发的引譬连类，从而无论如何，读者的“自得”总也受到某种客观的限制，即使这种限制仅仅是一种模糊的存在。

（2）“自得”说的现实针对性

“如此作（杜甫的《野望》）自是野望绝佳写景诗，只咏得现量分明，则以之怡神，以之寄怨，无所不可，方是摄兴观群怨于一炉锤，为风雅之合调。俗目不知，见其有叶落、日沉、独鹤、昏鸦之语，辄妄议其有国君危、贤人隐、奸邪盛之意。审尔则何处更有杜陵邪！”

在明末清初之际，诗歌阅读中存在着一种政治功用批评的阅读观念，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千篇一律地以政治讽喻的主观臆断来肢解文学作品。王夫之以杜甫的《野望》这首诗为例，强调了“自得”阅读理论的审美特征，表明了对政治功用阅读非审美性的批判。

按照王夫之的阅读理论原则，读者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和接受应该完全摒除政治批评一味在作品中寻求政治讽喻代码的做法，应从作品本身提供的艺术形象入手，在此基础上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和艺术经验，发挥艺术想象和在创造的能力，对作品做出正确的理解和把握。

 （3）“自得”说的独特性

历史上的“自得”说首先是针对作者而言的，要求艺术创作要有独创性，要抒真性情。而王夫之的“以情自得”说，是“诗无达诂”、诗为“活物”诸说所代表的理论传统在明清之际的延续和发展。他高扬了读者的主体性，承认了读者可以从自身的情感体验出发去理解作品，不一定要与作者之意相合。而且，他在综合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不再单一地看待“自得”说，而是从作者与读者两个维度概括了创作和接受中的“自得”的相似性，特别强调读者“自得”之“情”。可以说，王夫之拥有一种现代色彩的读者接受意识。在王夫之的思想中，“自得”体现了儒道精神的融合中，一方面强调主体的能动作用，一方面又能顺其自然之性，在诗学中强调自然与独创。

 （4）“出入法”

王夫之的“自得”理论并非主张阅读时完全脱离文本，为此他又提出了“出入法”，辩证地论述了阅读过程中自由创造和依托文本的关系：“欲除俗陋，必多读古人文字，以沐浴而膏润之。然读古人文字，以心入古文中，则得其精髓；若以古文填入心中，而亟求吐出，则所谓道听而途说者耳。”

“入”指读者以一种生命体验和审美情怀进入作品，“出”意指读者不能完全沉浸在诗作中，而应同时保持着自己独立自主的思维活动。“入”突出一种“心知”，即用心体验出作品内在神韵与作者为文之用心；“出”则强调读者的主体性，通过诗作激发自己的想象空间，从作品中感受审美精神。

“出入”说将作者、作品、读者这三者关系全面互动起来，不割裂任何一方，从整体上把握了文学阅读中各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及其活动过程，显示了中国古代文学阅读理论的有机整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