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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说与文学审美理想

  各位同学好！今天我们讲儒家“中和”之审美理想。

“中和”观念是儒家的重要观念，是儒家“中庸之道”的反映。孔子处于变革时代的春秋末期，他希望把新与旧、进步与保守等各种矛盾折衷调和起来，主张“执两用中”和“和而不同”。所以孔子在《论语》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意思就是:“中庸作为一种道德，该是最高的了吧！人们缺少这种道德已经为时很久了。”“中庸”之“中”就是中正、中和之意；“庸”，《礼记・中庸》解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郑玄注为:“名日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所以，“中和”就是中正、适中、和谐、平和之义。《礼记・中庸》对“中和”概念做过完整的解释，《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可以说是早期儒家经典对于“中和”这一观念及概念的最完整、最清晰的表述。

这种解释未见得完全合理，但却指明了两个方面：1.中和观念有着明显的道德属性，这可以从其中庸的实质中看出。2.中和观念也有着明显的理想特征，如“天下之大本也”“天下之达道也”“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等。

所以美学上，“中和”之美也就融合了道德属性与审美理想两个方面。这在儒家文艺思想中有突出的体现。以《论语》为例，《论语》充分体现了孔子的“中和”之美观念，《论语》“中和之美”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是《论语·雍也》中的话。根据皇侃《论语义疏》“质，实也；文，华也”的解释，“质”，就是实质、本质，可以引申为文艺作品的内容；“文”，就是文采、华彩，可以引申为文艺作品的形式；“野”即粗野；“史”即浮夸；“彬彬”，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解释为“犹班班，物相杂而适均之貌”，也就是文与质的恰当配合。也就是，孔子认为“质胜文”，内容有余而形式不足就会显的粗野；“文胜质”，形式有余而内容欠佳就会显得浮夸；只有“文质彬彬”，做到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才能成为理想的文艺作品。孔子主张文与质的和谐统一，不可执其一端而废其另一端，这就是“中和之美”。

这一观点，对于后世影响深远，其中刘勰的观点具有代表性。《文心雕龙·情采》篇说：“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刘勰认为古代圣贤的著作，之所以叫做“文章”，就是因为它们都具有文采。在文与质的关系上，举例说明，虚柔的水可以产生波纹，坚实的树木能开放花朵，可见文采必须依靠特定的实物。虎豹的皮毛若没有花纹，就看不出它们同犬羊的皮有什么区别，犀牛的皮虽然有用，但经涂上丹漆才美观，因此物体的实质也要靠美好的外形。

第二，《论语·八佾》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意为：《关雎》，快乐而不放荡，忧愁而不悲伤。孔子肯定了哀、乐是人之情感的正常表现，但又要防止“淫乐”和“至哀”两个极端，反对哀、乐之情各自超过极限而发生新的质变，这反映了孔子对文艺作品的“中和之美”的要求，对后世的“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序》)等诗学思想发生了深刻影响。

第三，《论语·八佾》还说：“《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美”指文艺作品的形式，“善”指文艺作品的内容。对此，孔安国解释为：“《韶》，舜乐也，谓以圣德受禅，故曰尽善也。《武》，武王乐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尽善也。”（何晏《论语集解》引）朱熹注说：“美者，声容之美；善者，美之实也。”(《四书章句集注》)后人大都沿袭此说，认为《韶》与《武》这两种音乐，如果仅从旋律和节奏等外在形式判断，无疑都是动人美丽的；但就所表达的内容而言，《韶》乐所歌颂的是舜以圣德受禅的故事，所以“尽善”，而《武》乐所讲述的是周武王以征伐取天下之事，这不符合儒家主张“仁”之礼义，所以认为未“尽善”。在孔子看来，“善”与“美”相统一，做到“尽善尽美”，才构成了理想的文艺作品。

第四，《论语·为政》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杨伯峻把这句话注释为：“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思想纯正’。”徐志刚解释为：“《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它的全部内容]，可以说是:‘思想纯正，没有邪恶的东西’。”孔子这种对于文学思想内容之纯正的强调，对于现今的文艺创作依然具有重要借鉴作用，否则本末倒置，影响文学社会作用的发挥。

总之，作为中华美学和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和之美”是强调情感的表露要自然而然、居中克制、恰到好处，悲喜不要过度，情绪不宜宣泄，艺术表达与审美诉求尽量处于平衡、和谐、圆融的格局和状态。这种审美理想对于切近当下日常生活经验、人生修养和审美养成，抑制当下中国文学创作中的某些偏颇应当发挥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