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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已向大家介绍了“书籍史”的内容和定义，

也从我对16世纪的书籍史如何帮助我们更好地解读斯宾塞的长诗《仙后》的研究中

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详尽的例子。

对如何思考书籍史在中国文学史上可能发挥的作用，尤其是

在中国印刷文化肇始的宋代，我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建议。

在这话题即将结束的最后一讲，我会提示一些方法，通过这些方法，

书籍史能够也应该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部分。

首先，根据我们已经谈及的话题，我想大家应该能够猜想出某些方法，

从而对中国书籍史和欧洲书籍史做一些有趣的类比。

其一，现代以前的中国永远也不会出现一部像《卡莱平辞典》那样的书，

因为中国过去是一个占支配地位的帝国，常与处于边缘地带的

弱小得多、通常是半开化状态的其他民族打交道。

而欧洲是由很多地位大抵相同的王国所组成，每个王国说着不同的语言，

而这些王国不得不学会如何共处。

关于中国古代的辞典，有很多有意思的书籍史研究可以展开，

但必须认识到这一点：现代之前的中国辞典几乎都是单语辞典，

旨在解释不同语境下汉字的意义。

另一个明显区别是，汉语和欧洲语言的不同性质改变了印刷技术及其经济因素，

而这反过来又影响了何种书籍会被印刷出来、怎样被消费等情况。

尽管中国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在这项技术发明后的最初几百年间，

很少有人使用它，因为制作成千上万个汉字活字版所需的投资实在太大。

相比之下，欧洲的印刷品市场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活字印刷术基础之上，

活字印刷术非常适合印刷拉丁字母。

这一区别导致了各种实际应用上的差异，如重印旧版书和印制新版书哪个更昂贵，

抄写其他人的著作是否困难以及这对作者和出版商的利益有何影响，

在不同的文本当中配上插图存在什么样的困难，如此等等。

当然，比较文学从来不只是简单地将一种文学产品与另一种加以“比较”而已。

如果我拿来《奥德赛》和《西游记》，并且说：“瞧，这两本书很相似，

因为它们写的都是踏上漫长、艰难旅程的人物的！”又或者我说，

“瞧，它们非常不一样，因为奥德修斯是个人，而孙悟空是个猴子！”

类似这样的结论既无趣也无意义。

谁会在乎这两部文学作品是一样的，又或者是不一样的？

这样的结论本身无法向我们提供任何重要信息。

文学作品的比较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通过把它与另一作品相比较，

我们能否从中真正学到一些新东西。

这一部文学作品是否为我们理解另一部截然不同的作品提供一种模式？

它是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对照或衬托，让我们能够看出另一部作品的差异所在，

并更好地理解为何一个作者并没有做出那些在另一个文化当中完全是可能的决策？

同样，将不同文明书籍史上的发展情况加以比较的意义，

并不在于认定所比较的对象是相似的或是相异的，

而在于自问：我们从一系列给定的书籍中根据异同点的模式能获得什么新的认识。

这一点尤其适用于前现代时期并不彼此产生直接影响的不同文明中

书籍史之间的对照。

例如，英语文学书籍史中其中一个最古老的话题讨论的是

性别和小说之间的关系。

在近代，随着小说从更古老的叙事体裁中发展出来，小说呈现出

一种明显偏好，倾向于讲述有关年轻女性在抉择中勉力坚持操守，

在那些垂涎自己的男子面前守身如玉的故事。

显然，这些早期小说在将焦点放在带有强烈道德含义的女性生平的同时，

是把女性读者，尤其是年轻女性读者当作预期对象的，

小说似乎有意警告和教导她们要提防婚前性行为的危险。

随着学者们开始对这一时期读者群体的性质做出更细致的研究，

我们清楚，小说是针对着年轻女性读者而逐渐发展出来的，

因为这些小说买来就是给她们看的。

当时的年轻男子阅读用希腊语和拉丁文写的古典作品，着眼于严肃教育；

与之相反，英语写的故事则被认为是给上层社会少女们看的，

因为她们接受的不是和男孩子们一样的正规教育，但仍然

需要一些读物来充实她们的心灵。

如果我们把这一点与中国小说的发展做一个比较，我们会发现

其中既有差异，又有相似处。

任何读过《红楼梦》的人都会承认，贾政希望贾宝玉研读的那些

完全以男性为中心的四书五经，与大观园这个以女性为主导的

文学游戏空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

总体而言，这部小说在某些方面流露出它是一部以女性为焦点的作品，

不仅因为浪漫爱情的主情节，还因为小说中女性人物角色的数量之多。

与英国小说史的比较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小说也是与性别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中国小说的情况更为复杂，

因为更早期的小说，比如似乎充满了刻板的男性形象的《水浒传》等，

是从口头说书和出版的简短的话本故事梗概演变而来。

因为英语书籍史对性别问题的表述比中国传统文论更清楚，

我们可以利用英国人的经验来思考中国小说的发展问题，

而不仅仅只是问，它们是相同的还是不一样的啊？

但相反，我们可以提问，鉴于早期英语小说对女性读者的偏爱，

为什么中国小说似乎对其读者性别有这么一套完全不一样的预期？

而如果中国小说后来也变得主要为女性而写，这在某种程度上

与西方小说相类似，那么这个转折是在何时发生的，为何发生？

当然，比较文学并不只是简单的比较两种不相关的文学；

它也跨越国界去追溯文学在历史上的联系。

在这方面，各种不同的书籍史研究对批评来说同样重要。

第一部被翻译成欧洲语言的中国古代小说是一个讲述才子佳人的故事《好逑传》。

在中国文学史上，它不是一部特别重要的作品，但在欧洲

它极有影响力，其反响促使伟大的德国作家歌德创造了

“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这个词。

但显然，这部作品原本不应该成为中国文学在欧洲的典型代表——

它连18世纪中国小说中堪称代表性的佳作都算不上。

它之所以会被翻译过去，纯粹出于偶然：一位生活在广州的

名叫詹姆士·威尔金森的传教士需要练习汉语，于是他从当地书店

随机挑了这本书，并决定把它翻译出来。

他将译文带回到英国，而那个译文最终获得了出版。

类似的文学传播上的奇怪故事也曾在中国发生过。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新的外国文学作品主要借助着航行

来到上海的西方乘客而被介绍到中国。

在从欧洲或美洲驶往中国的漫长航程中，这些乘客会携带小说

在船上阅读；之后这些小说常常被卖给法租界的二手书店。

生活在法租界的中国知识分子就会购买并阅读这些小说，

往往以为它们是西方思想的典型代表。

这些作品中时而会有一些文学经典，但常常包含着大量

很快就被人遗忘的流行作品。

哪些书会被什么人在机缘凑巧之下带到另一个国家，这种偶然性

有时会触发创造性误读，从而对其他国家外国文学经典的构成产生巨大的影响。

因此，假如我们真的想要研究历史上各种文学怎样相互作用，

我们同时也需要利用书籍史来解释某些书籍是如何流传到其他国家的，

而另一些书籍（有时是更重要的书籍）在其本国之外从未产生过重大影响。

在这个分为四讲的讲座上，我希望大家已经清楚了这几个要点：

何谓书籍史，为什么它对文学研究来说很重要？

我们所学到的有关中、西书籍史方面的知识涉及了哪些具体而微的例证？

为什么书籍史研究尤其应该成为比较文学研究不可分的一部分？

我鼓励大家对各自偏爱的文学时期做一些书籍史方面的研究，

看看能否从中获得一些来龙去脉方面的新认识，

从而帮助大家从崭新的角度来阐释该时期的某些重要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