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清王朝对川人认知错误与保路风潮兴起在线视频

这一节 我们就谈谈

清王朝对川人认识错误

与四川保路风潮的兴起

清政府要把铁路干线修筑权收归国有

这个时候 商办铁路已经举办了数年之久

各种问题 尤其是民间集资问题

已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状态

在这种形式下

清政府 这个时候是宣统朝的清政府

要把光绪朝已经定为商办的粤汉

川汉铁路干线收归国有

就必须对其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有充分的了解

并要有周密的实施办法

例如

商民对铁路干线收归国有

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还有如何处理错综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等

都应该事前有全面的考虑

并且应该有周详的应对预案

但是

清政府对这些问题似乎完全没有注意

极其草率地就做出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的决策

1911年5月5日 给事中石长信上一道奏折

请清政府把粤汉 川汉铁路收归国有

朝廷完全没有认真考虑石长信

所提的办法是不是妥当就下结论说

石长信“所筹办法 尚属妥协”

并在5月9日就发布了谕令

把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定为了国家政策

当时的报纸《申报》就有评论指出

石长信上奏折还不到三天

朝廷就由邮传部发布了铁路干线国有的上谕

“大有迅雷不及掩耳之慨”

这显然是对清政府草率行事的一种讽剌

清政府如此匆忙发布重大决策 显然不当

这就人为地引发了保路风潮

保路风潮兴起之际

实际上湖南 广东两省的反对更加激烈

四川因为地处偏远

绅商的观念与两湖 广东地区有很大差异

他们并没有太多关注铁路干线国有问题

本身对与不对

他们只想争回已经上缴的路款

如果清政府当时能够满足川人的要求

四川保路运动完全是可以很快平息的

然而

清政府却反而因为川人的态度比较平和

而更加忽视四川人的要求

过低地估计了川人的能量

在制订收路政策的时候

对广东 湖南 湖北三省都比较照顾

所有股款都有归还的办法

但对四川就提出来仅归还部分路款

有300多万两白银由四川人自己负责

这一不平等的举措就激起了川人的极大愤怒

与此同时 四川人事先尽管表示

不反对铁路干线修筑权收归国有

但也有一个先决条件 这就是你可以收归国有

但收归国有以后不能借外债来修路

但这个时候

清政府向国外借款的合同早已签了

但尚未公布 川人对这个合同也完全不知道

显然清政府要解决四川铁路风潮问题

就必须趁此机会

尽量地满足川人收回路款的要求

彻底地安定四川人的人心

然后再找个适当的时候公布借款问题

但是 清政府却在川人

因路款不能争回而怒火冲天之际

断然地公布了具有极大挑战性的对外借款合同

这对四川保路风潮无异是等于在火上浇油

不仅如此 清政府在制订处理

川省路款和借款筑路的政策的时候

也没有向四川总督王人文细致地说明意图何在

清政府可以说是昏庸到家了

一个这么重大的政策要在四川推行

不首先得到四川总督的理解和支持

显然你没有办法落实下去啊

清政府似乎连这点浅显的道理也未弄清楚

事前并未征求王人文的意见

只是高高在上 下发一个谕令就算了事

因此王人文也代表四川人向清政府

表示反对借款筑路

并上奏折愤怒地谴责当时

具体负责铁路干线国有和借外债筑路的

邮传部大臣盛宣怀 认为他有“卖路之罪”

王人文的言论得到了舆论的大加赞扬

因而广为流传

王人文身为封疆大吏

如此奋起抗争 舆论再加以鼓动

对民众保路无疑会产生巨大的鼓舞作用

因此 借款合同公布以后

四川人就不再只是争路款

转而猛烈地反对整个铁路干线国有的政策

并促成四川保路同志会在1911年6月17日成立

保路同志会

以四川谘议局长蒲殿俊 副议长罗纶为主要负责人

同志会成立以后 就发出了“破约保路”

发布了《保路同志会宣言》 派人四处张贴

鼓动大家起来反对借款的条约 奋起保卫路权

入会者也都认定“借款亡路 路亡国亡”

必须拼死反对 保路运动迅速向全省蔓延

正是清政府的盲目行动

人为地把本来反抗最弱的四川保路风潮

就激化成了极大的社会危机